张謇为什么弃官经商？历史上张謇巅峰时有多少钱

在晚清年代有很多的官员都选择弃官从商，状元张謇就是其中的一位，有很多人都会疑问放着好端端的状元不做为什么要去从商呢？本来一心做官，想要光耀门楣的张謇到底经历什么让他弃官呢？历史上张謇巅峰时有多少钱呢？下面就跟着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！

张謇为什么弃官经商？

一，张謇谋求状元功名的历程，漫长且艰辛，使他一身疲惫，再也无心留恋官场。

二，吴长庆去世，是张謇在官场旋涡中遭遇的第二次打击，他步入官场的意愿受到很大打击。

三，是张謇得罪了李鸿章，这使得他失去了晚清最大政治势力集团的庇护。

主要是他明确的看出国家，社会将在开放的世界的面前不可逆转的趋势。他高屋建瓴，审时度势，重新给自己设立新的价值目标。

身心疲惫，不恋官场？

张謇谋求状元功名的历程，可谓漫长且艰辛，这使得他一身疲惫，再也无心留恋官场。

如此陈述，可能不虚。1894年，正值慈禧太后六十大寿，北京举行恩科会试。对于众多怀有科举梦想的年轻人而言，这显然是难得的机遇。不过此时的张謇，之前屡次会试不中，已经心灰意冷，无心再战。他在1892的日记中写道：

“计余乡试六度，会试四度，凡九十日；县州考、岁科试、优行、考到、录科等试，十余度，几三十日；综凡四月，不可谓不久，年又四十矣，父母必怜之，其不可已乎？乃尽摒试具。”

所谓人到中年，身心疲惫，张謇对于科举考试的厌倦，跃然纸上。不过父母对他的期望依然很高。张謇的父亲劝慰儿子：“儿试诚苦，但几年未老，我老而不耄，可更试一回。”张家的决心比想象的要大很多，由此，张謇虽然内心极不情愿，但“余不敢违，然意固怯，迟迟乃行。”这种几乎完全不抱希望的科举之考，没想到却十分顺利。张謇第一次会试，中了第六十名贡士，一月后的复试又得到第十名，获得了殿试的机会。在殿试中，张謇在以朱子之学对答“河渠、经籍、选举、盐铁”四题，三日后乾清宫听宣，他被以一甲第一名引见，高中状元。

金榜题名，张謇家族可谓欣喜若狂。但张謇的兴奋，并不火热，他形容自己“栖门海鸟，本无钟鼓之心。伏枥辕驹，久倦风尘之想。”这样的陈词，可能有一些书生的清高，但日后的经历显示，张謇这个时候是真正开始对仕途产生了一些厌倦。

需要说明是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张謇的确是一个例外，极少数的例外，至少他和盛宣怀构成了强烈的反差。同样接受传统儒式教育，同样幼年都无涉洋经历，张謇高中状元却无意当官，选择回到家乡投身实业；盛宣怀则是屡试不中，不得已通过洋务经营来谋仕途上的升迁。盛宣怀最后一次乡试是1876年，这比张謇中举的时间早了近20年，在这20年中，一则商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，二则洋务在晚清政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，三则随着地方督抚权力的坐大，幕僚成为仕途的捷径。张謇、盛宣怀二人最初都以幕僚身份从政。这样的人生际遇，其实隐含着一个正在向市场社会转型的国家，给更多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新的人生可能性。国际贸易背景下，输入性的市场经济，催生出了企业家这个阶层。当新的社会分工出现，一种新的职业的诞生，必然导致单一的通过科举制度谋求上升的人生方式开始衰退。

在这样的意义上，盛宣怀不经过科举制度，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，他在1876年果断放弃科举而专心投身洋务，就是顺势而为，属于明智之举，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。而他作为汉人，既能在晚清末年的“皇族内阁”中占据一席之地，又能让自己的企业富可敌国，短期来看，不能不说是人生之大成也。

因此，人们有理由认为，可能是盛宣怀的事业影响到了张謇，这使得他在高中状元之后，并没有按照传统的思维定式去行动，而是有心进入市场，走一条企业家的人生之路。

未及状元，饱尝艰险？

当然，这只是一种比较性的推测，事实上第二种分析可能更加符合逻辑：在高中状元之前，张謇已经饱尝官场之艰险。

张謇遭遇的第一次官场打压，发生在1868年。这一年张謇年方十五，他开始了自己的科举之路，所谓天才少年，张謇当年就中了秀才，不过麻烦也随之而来，他背上了“冒籍”的罪名指控。所谓冒籍，是指张謇家族祖上三代没有中过举，属于“冷籍”，但是张謇却冒充中过举的家族的后人参加考试，且中举。这导致诸多官员开始对张家勒索，张家因此遭难，几乎倾家荡产。危难之中，张謇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下定决心，主动坦陈事实，经过了层层程序之后，终于在1873年，张謇被划归为通州（即今南通）本籍秀才，此事才得到圆满解决。

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磨难，张謇更加精于学业，并开始进入官场。1874年，他幸运地进入了孙云锦的幕府，成为孙的幕僚，并跟随孙云锦至江宁（南京）任发审局书记。[2]两年后，经孙云锦的介绍，张謇又加入了吴长庆的幕府，在吴长庆幕中一边深入参与各种军务政务，一边参与科举考试，可惜屡屡失利。1882年，张謇还直接参与了以吴长庆等将领指挥的平定朝鲜“壬午兵变”的军事行动。在一系列的政治实践中，张謇对于政治的感受更加真切，对于政治的理解也趋于成熟，而政治权斗的阴暗面也在张謇面前显示出来。

这个时候，吴长庆的主战政见在朝中失势，李鸿章的主和论调渐渐占据了上风。吴长庆成了派系斗争的牺牲品。张謇准确发现了不利于吴长庆的政治动向，“李相（李鸿章）欲以庆军属马建忠，而命公回天津”，所以他“力劝公（吴长庆）引退，并请奏解本职住京。”[3]果然，1884年，吴长庆被调防金州，不久染上重病。张謇悲叹道：“筱公（吴长庆字筱轩）病象屡变，窃为忧之。是时复有希冀此间之三营者，乘人之危一至此耶！今世士大夫如此者，固亦指不胜屈，欲世不乱得乎。”[4]不久，吴长庆去世，与吴“十载相处，情义至周”[5]的张謇，满心悲凉，在帮助料理完后事之后，返回了家乡。

这是张謇在官场旋涡中遭遇的第二次打击，他步入官场的意愿受到很大打击，之后，他接连拒绝了张之洞和李鸿章的邀请，不愿继续入幕的生涯，这种清高的姿态，甚至使得他拥有了“南不拜张，北不投李”的名声。

第三种解释，是张謇得罪了李鸿章，这使得他失去了晚清最大政治势力集团的庇护。张謇回到通州后，并没有放弃科举的努力， 1885年参加顺天乡试，高中第二。因为他是南方人，所以被称为“南元”。他自己晚年回忆，“清代乡人北榜中第二者……至余共三人”，[6]也算是极高的荣誉。的确，张謇天性聪颖，博览群书，官场大员们对他礼遇有加，在跟随吴长庆参与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中，他已经引起了朝中的关注。晚清著名的清流派，朝中大臣翁同龢对张謇十分赏识。张得中“南元”之时，他就听到了来自朝中“潘（潘祖荫）、翁（翁同龢）二师期许甚至”[7]的大好消息。也正是如此，虽然张謇数次会试失败，但翁、潘等人一直想让张謇得中，并试图暗中发力支持，但受到科举制度本身规则限制，也只能通过对于文风的揣摩来判断张謇的试卷，结果每次都误中他人。好在天遂人愿，多年之后，张謇终于在清流派的帮携之下，成为大清状元，并且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，以正途获得了官员的身份，留在京城参政。

不过，京官显然不好做，尤其处在1894年这个多事之秋，张謇的麻烦更是接踵而至。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，主战的清流派和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发生了激烈的党争。张謇因为在多年前已随吴长庆处理过朝鲜危机，对于朝鲜、日本有着比较多的外事经验，这使他得到翁同龢的重视，张謇的观点得以在朝中抒发。中日开战后，中方连连失利，朝中对于犹豫、主和的李鸿章非常不满，弹劾李的奏书络绎不绝。张謇值此国家危难、屈辱之际，遥想当年李鸿章对待吴长庆的旧事，把国仇家恨都融入了笔端：

“直隶总督李鸿章，自任北洋大臣以来，凡遇外洋侵侮中国之事，无一不坚持和议，天下之人，是以集其诟病，以为李鸿章主和误国。而窃综其前后心迹观之，则二十年来败坏和局者、李鸿章一人也。”

这样的檄文，几乎将张謇放在了李鸿章的对立面。李鸿章确实在此次党争中十分被动，还被“拔三眼花翎，褫去黄马卦”，但他的能力、人脉，特别是在军队中的影响力，一时间在晚清政治格局中无人能及。

被清流派重新扶出山的恭亲王奕，也是谨小慎微，凡事都看慈禧脸色行事。翁同龢这样的的清流领袖，虽然长期活动在政治中心，却没有实务经验，要取代李鸿章这样的北洋重臣，几乎没有可能。李鸿章虽然人气走低，但势力不倒。

各种激烈的党争之中，张謇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他的父亲在家乡因病去世，根据规定，张謇必须回家守制。这算是命运的一次转机，张謇趁此机会，丢下京城各种纠缠，打点行装，回到了南通

历史上张謇巅峰时有多少钱

张謇身家最多的时候有纱锭13.7万多枚

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，大生纱厂逐渐壮大，到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，纱锭2万余枚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又在崇明久隆镇（今属启东市）创办大生二厂，资本100万两，纱锭2.6万枚。到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为止，大生一、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。

一个人办一县事，要有一省的眼光；办一省事，要有一国之眼光；办一国事，要有世界的眼光。

”张謇的理念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，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。1913年以后，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，大生一厂、二厂连年赢利，兴旺一时，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，创下最高纪录。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，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。1920~1921年，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，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。

此时，大生已拥有纱锭13.7万多枚，张謇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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